宋国君子华元的弭兵

第一个站出来促成“弭兵”的，是世所公认的宋国君子华元其人。“弭”是止息的意思，“兵”在古代指的是武器，“弭兵”就是由当时的霸主国晋国和楚国共同主持的平息战争、消除战乱的盟会。在这之前，其实楚、晋双方都有了一些想改善关系的意向。晋国连年用兵，尤其是与南来的楚国多次交锋，国力损伤惨重。“邲之战”后，更是很想与楚和好。公元前年秋，晋景公视察军府（军用仓库），见到了关押在那里的楚人钟仪。他问看管的人：“那个戴着南方人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呀？”主管官吏回答说：“是楚国的一名俘虏。”景公让人把他放出来，特意召见了他，并表示慰问。景公问他的职业，他回答说：“是乐官。”景公问：“能够奏乐吗？”钟仪回答说：“这是我先人所掌管的职务，我怎敢放弃？”让人给他琴，他弹了曲南方的乐调。

景公问：“你们的国君怎样？”钟仪回答：“这不是小人能知道的事。”一定要他讲，他才讲了一些。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范文子，文子说：“这个楚囚是个君子。言辞中举出先人的职业，是不忘本。音乐弹奏本土乐曲，这是不忘故旧。列举国君做太子时的事，表现出他没有私心。对二卿直呼其名，这是对国君的尊重。不忘本，是仁。不忘旧，是信。没有私心，是忠。尊重国君，是敏。用仁来处理事情，用信来保持它，以忠来完成它，以敏来推行它，哪怕再大再难的事情也能办成功。君王何不放他回去，让他去促成晋、楚之间的和好。”晋景公听了，对钟仪更加礼遇，并放他回去以推进晋、楚之间的和平友好。这显然不是晋景公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趋势，一种人心所向。

当时的晋国也真是四面受敌，处境十分艰辛。如果楚乘人之危的话是可以发兵将其击溃的。正在此时，钟仪被晋景公放回到了楚国。楚共王听取了钟仪的汇报，觉得晋国君主对楚确有善意，就派楚公子辰去晋国，表示可以“结两国之好”。为了表示诚意，第二年晋国也派出使者去楚国。两国是进一步走近了，但为了领土方面的争端，两国之间的摩擦和小规模争端还是时有发生。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权威、有诚信的人站出来协调晋、楚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宋国的大夫华元。华元这个人的个人品质当然是没说的，最重要的是他有人脉上的极大优势。他与楚国的令尹子重是多年的老朋友，又与晋国的重量级人物栾武子有非同寻常的交谊。公元前年的冬天，华元冒着严寒先是来到了楚国，在令尹子重的引荐下与楚共王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转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晋国，把楚王愿意修好两国关系的信息带给了晋君，晋君听了很是高兴。第二年的夏五月，华元把晋国的全权代表士燮（xiè）和楚国的全权代表公子罷（bà）都请到宋，在宋国的西门外会谈，双方都同意弭兵，成功地达成了盟约。

在华元的撮合下，至少从盟辞的文字角度看，还是很实际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当时的《晋楚盟词》是这样写的：“从此晋、楚两国友好相处，不以兵戎相见。要好恶相同，一起周济灾难危困，毫无保留地救援饥荒祸患。如果有人危害到了楚国，晋国应该帮助它，相反，如果有人侵犯了晋国，楚国也应全力以赴。使者要互相往来聘问，交通要道不能设置阻隔，共同商议对付不顺从的国家，讨伐叛逆的诸侯。有谁如果违背了这盟约，神灵是会诛灭他的。”应该说，从文字上看，这一盟词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涉及两国关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而且历史地看，它在实际生活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盟词公之于众以后，受到了各国诸侯和百姓的欢迎，使人们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对两国的当政者也多少有一点约束力。

这年的冬天，还是在华元的努力下，楚公子罷到晋国去聘问，同时参加了楚、晋盟会。十二月的时候，晋厉公与楚公子罷在晋地赤棘（晋西部，具体地点不详）结盟，标志着夏天签订的盟约的条文正式生效了。但是，楚、晋首次结盟的基础并不牢靠，两国一面在签约，一面又在准备着新的战争。和平局面只维持了三个年头。到公元前年，楚共王就准备向北方用兵。楚大夫子襄站出来反对：“刚刚与晋国订立盟约就那么几年，这样做妥当吗？我看还是和谈好。”这时有一个叫司马子反的大臣说：“怎样对打败敌人有利就怎么干，何必受盟约的束缚呢？”楚共王想了想说：“好，就听司马的。”于是，就派兵攻郑国，再进而攻卫国。晋国见楚国背盟，就在这年的冬天在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邀集齐、宋、卫、郑各国会盟，还特意邀请了吴国参加，以对付楚国。公元前年，也就是华元弭兵后四年，晋、楚陈兵于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两军激烈厮杀，这就宣告了首次弭兵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