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庄公兄弟都是军事高手,22年博弈各有千

“郑伯克段于鄢”是家喻户晓的《春秋》名篇，寥寥数字拉开了春秋君臣互相攻伐的大戏，左丘明在《左传》中讲述了郑庄公与弟弟共叔段长达22年的博弈过程，可谓惊险刺激；随着《春秋》的传播，郑庄公几乎被公认为古往今来的大阴谋家。

首先，称“郑伯”讥郑庄公失教，不能及时阻止弟弟越陷越深；其次，不著明共叔段最后逃亡卫国，说明郑伯存有必杀之心，“不言出奔，难之也”；第三，放任弟弟逐步强大，以得到政治拥护，所谓“攻之以谋不以兵”。以上三点是孔子在著《春秋》时所赋予的新的意义，可谓字字珠玑，郑庄公永远被钉在了儒家的“五常”的耻辱柱上，“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文字的力量堪比刀锋。

《左传》称共叔段实力强大，到底强大到何种地步呢？郑庄公刚继位时，母亲武姜偏爱弟弟请庄公把制邑封给他，结果遭到了郑庄公的强烈反对，制邑即虎牢关一带，地处郑国最北端，北依黄河，岸如绝壁，控此一地可制郑国全境；另外，虎牢关又是东方诸侯通向周王朝首都洛邑的必经之地，是郑国商业发展的重要关口，因此庄公婉拒了这对心怀鬼胎的母子的无理要求。

武姜退而求其次请封京邑，即今荥阳县东南二十余里处，是一座建于丘陵上的高大都城，其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一般都城的建制，正如大夫祭仲所说“今京不度，非制也”,郑庄公却毅然把京邑封给了弟弟，共叔段段也因此被称为京城大叔。远离国都的共叔段可谓如鱼得水，从得到封地到兄弟兵刃相见近22年的时间里，其势力发展之快、之强大让人触目惊心。

《左传》寥寥数语显示当时郑国土地已经被共叔段蚕食近半，共叔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己”，“鄙”是春秋时期边邑的称呼，《说文解字》云：“五酂为鄙，百家为酂”，因此一鄙约为五百家，另据《周礼》记载，都鄙是王公子弟、卿大夫的采地，既然是采地就存在耕地、粮仓等重要物资，这为扩充军队和建设城防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西鄙、北鄙之民携贰之心日盛，公子吕才质问郑庄公：“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若再不采取措施，“臣请事之”；弟弟得寸进尺，郑庄公仍保持缄默，不久共叔段势力越发强大，北到廪延、南至鄢陵都成为他的属地。

廪延即今日的延津，是古黄河边上的重要的渡口，跨过黄河向北即到达卫国，其作用不言而喻；鄢陵即今日许昌鄢陵县西北约20里处，再往北就到郑国首都新郑，共叔段的企图如司马昭之心；除了纳边鄙以扩充实力外，地域上以京邑、鄢陵形成对新郑的军事包围，逐步蚕食郑国土地，伺机发动最后一击，再加上母亲武姜做内应，这场政变几乎稳操胜券，即使失败共叔段可以向北通过廪延渡口逃向卫国；整个攻防体系进可攻退可守、思路清晰，因此称共叔段为军事家也不为过。

鲁隐公元年，共叔段终于完成军事部署，《左传》称“缮甲兵，具卒乘”，即有步兵、也有战车，实力不可谓不强大；然而这一切都没逃过郑庄公的眼睛，在共叔段大军还未走出京邑时，子封帅车二百乘已经兵临城下了；“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即千人，以郑国当时的实力应该属于倾国之力，经过一番较量，京邑军民背叛共叔段，共叔段逃到了鄢陵，随后郑庄公亲自带兵讨伐鄢陵，共叔再败逃亡卫国共邑。

从讨伐过程来看，共叔段的实力足以与郑庄公分庭抗礼，兵败后共叔段首先逃向郑国南面的鄢陵，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自信据鄢陵再与哥哥较量一番，同时也说明共叔段在国内有多人支持，不然是无法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叛逆行动。

“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公案真相到底如何，几千年来受《公羊传》、《榖梁传》的影响，郑庄公处心积虑谋害弟弟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就连《左传》也认为郑庄公对弟弟存必杀之心，认为《春秋》之所以没记载共叔段逃亡卫国之事实，是因为郑庄公心存必杀之念；郑庄公的内心真的如此残忍吗？

关于共叔段的不臣行为，祭仲、公子吕等大臣多次提醒郑庄公要防患于未然，而郑庄公却无动于衷，这也是儒家诟病郑庄公“故先予之，以养成其恶”的主要原因。郑庄公之所以坐视共叔段逐步强大，从军事角度讲他吃定共叔段了，22年前册封京城大叔的那一刻起，郑庄公就已经考虑好如此对付他了。京邑虽大但西面、南面俱是高山，西北不足百里又是虎牢，最重要是郑庄公的亲信祭仲的封地也位于京邑的东北方，再加上南面的新郑，京邑就处理这三座郑邑的监视之下，共叔段的一举一动都郑庄公都了如指掌。

关于郑庄公是否怀有必杀之心，从军事角度讲可能未必如《左传》所说，首先京邑丢失后，共叔段南下鄢陵，从地图上看共叔段的撤退路线正好经过新郑方向，郑庄公坐镇国都完全有能力半路拦截；如果这次漏网属于侥幸，那二败鄢陵后，共叔段从鄢陵向北逃亡，经廪延渡口过黄河逃亡卫国共邑(今河南辉县)，这是最快的逃跑路线，郑庄公除了在新郑方向拦截共叔段外，还可在从虎牢、京邑、祭仲的采地三处派兵拦截，在三道防线下共叔段除非长了翅膀才能飞出郑国。

郑庄公不想杀弟弟，最大的可能是基于对母亲的感情，杀掉弟弟就永远无法面对母亲和摆脱世俗的骂名，郑庄公的孝心在《左传》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另外，将夺权者赶出本国这在春秋诸多国家是有许多案例的；第三，郑庄公在打下许国时曾有一段自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食其口于四方”，这说明共叔段在卫国共邑活得很好，郑庄公在统一国内大权后曾先后多次打败卫国，最后在齐国的调停下两国才休战，郑庄公即使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也从未向卫国提出引渡共叔段的要求，可见其庄公杀弟之心并非如《左传》所说。

关于郑庄公这段公案，历代都有学者质疑，也有人想为郑庄公翻案，如清朝大儒毛奇龄读左传时也曾说过：“书曰克，胜之也，盖善其胜之不杀之也。”但摄于《春秋》、《左传》的权威再加上《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熏陶，使得这些呼声还未流传便被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所淹没。

最后，我们不妨再大胆一些猜测，孔子周游列国求仕无途，返鲁后埋头著述，《春秋》成书时孔子曾感叹：“知我者春秋也，罪我者春秋也”，这个“罪”字是否有难免冤枉好人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