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原党氏源头、来豫缘由及分流之管见
——豫东《党李氏族谱》、鄢陵县版《党氏家谱》读后感
我中华·中原党氏何来，是我自孩童时期就想探究的一个问题。年逾花甲，退休闭居，窃以为，探究中华·中原党氏源流（本文重在“源头”，兼顾点滴源流）与其跟着社会公开之资料人云亦云，不如研读我氏所有族谱上的文献资料。我氏族谱之序言类文献是最原始、最可信之资料。年春节前，有幸得见豫东年版《党李氏族谱》；多方寻觅后，又得到清乾隆伍十伍年、道光二十四年（年、年）合订线装手写本《党李氏族谱》，和清嘉庆八年（年）重修线装手写本《党李氏族谱》。为探究竟，我将其全文誊入电脑（除破损处，一字不少）逐字逐句研读。年春节前，又有幸得见鄢陵县版《党氏家谱》，假日里将其史实部分誊入电脑。反复研读，比较，颇有所感。现呈献给有志探究中华·中原党氏来源之同仁。
中华·中原党氏原居何处
乾隆伍十伍年（年）孟冬月上浣玉书《党李族谱序》“我始祖原陕西同州府澄城县鸡子凹人也”。
嘉庆八年（年）闰二月十五日党玉香重修《党李氏家族序》“始祖武腊公，始祖母蔡氏。其先晋地鸡子人凹也”。
又，雍正七年（）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县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桥西里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载明“昔吾祖由山西弘晨县（即洪洞县）大槐树人也”。这里，“大槐树”，非地名。为元未明初期间，移民策源地地标性自然树木。但仍为“先晋地”，与前并不矛盾。
前两处均曰始祖为“鸡子凹人”，当属同一个地方；“原陕西同州府澄城县”与“先晋地”亦应为同一地方。始祖居住地具体到一个山凹里，而且始祖谥号和始祖母姓氏均知道，尚够具体了。那些社会公开资料没有一处提到这个地方，也未提及我氏始祖谥号及始祖母性名。社会公开资料的编者那有我氏先祖知道我氏始祖及始祖母的基本情况？该资料很难质疑。
又，咸丰贰年（年）壬子冬十月上浣奎五党聚星《族谱引》云：“旧传吾族兴幹河（注：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等晋域内多处以“幹河”命地名。“兴幹河”，，意为繁衍兴旺）”。“幹河”区域也属“先晋”之地。亦不为错。
版鄢陵县《党氏家谱》中无始祖原居住地及始祖和始祖母名讳。
一言一蔽之，我始祖始居“先晋地鸡子人凹”之地，无疑。
中华·中原党氏来豫缘由
雍正七年（）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县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桥西里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载明“自大明洪武迁民，而吾之始祖率其兄弟数人，始有卜居河南之举”（占卜：算卦预测；居河南，意，黄河之南。非现今“河南省”之意）。
乾隆伍十伍年（年）孟冬月上浣玉书《党李族谱序》亦载明“至元末避乱，卜居河南”。
版鄢陵县《党氏家谱》中所载“史料”中，无“来豫”之缘由，统观行文，意为“为避元末之乱”。亦无始祖原居地。
从元末（年许）至雍正七年（年）河南郾城县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桥西里党湾村党氏族人殡葬先祖，刻制《党氏茔中碑记》，时间达余年，仍将“占卜居河南”谓为“之举”，足见“占卜”活动影响之深远，之广泛。试想，在口传史料中，什么社会活动在年之后还被认为是“之举”的社会活动。名为“占卜”，实为这群党氏宗族以“占卜”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集体公议之活动；且并非一时起意，也非小范围的几人的意志所决定，而是该部党氏族众“民主决策”的集体意志。其目的是为避战乱。可以想见，此时，“元明”之战的主战场移到先晋之地，战争尚未结束，而普通人包括党氏族群，也不可能预测战争何时结束，故有“始有卜居河南之举”。由此也见，中华·中原党氏来豫未受所谓“统治者移民政策”的影响。
统观所见资料，豫南党氏“三翁”与豫东党氏移民至河南为同一时间。
中华·中原党氏来豫后的再移民
元朝末期（年之前），中华·“中原党氏”经“占卜”来豫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应该是几世同堂，男女老少悉数全迁。同居河南商水疆冢寨，其周围方圆数里“可耕地”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于是便有了族内支系的“自主”择地。雍正七年（）崴次巳酉梅月河南郾城县西北三十五里小商桥西里党湾村《党氏茔中碑记》载明“吾之始祖（根据豫东《党李氏族谱》记载，系指“党九功”）率其兄弟数人，始有卜（占卜：算卦预测）居河南之举。而大老（祖内兄弟数人的长兄。对先辈族人中同辈排行第几，称‘几’老）则在乎（在意，选择）钧洲（即今禹州）也；三老则在乎商水也；四老（系指“上蔡崇礼一户”立村人党成功）则在乎上蔡也；而吾之始祖惟（只，仅）迁居于此”。由此可见，党湾村立村先祖为“二老”；“兄弟数人”中列举了四位长老，其他数位长老也应选择了自己的住地；“而吾之始祖惟迁居于此（应指禹州）”，足见二老居禹州之郾城党湾村显系个人意志所决定；其他三老均为“在乎”某地，也是自由选择之意。
笔者权切，将“占卜移民”谓之“自主移民”；将《党氏茔中碑记》中记载的移民谓之“官方移民政策指导下的自主先择”，或谓之“再移民”。这次自主选择住地应在明洪武初期。
鄢陵县版《党氏家谱》序言类文字中，只提及兄弟三人在来豫后走散，未有再移民之说。“走散”说，似乎是揣度之词，未见文献依据。与其说“走散”了，勿宁说南阳党氏先祖在自主择地时走远了。抑或是续族谱时由于是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导致同族续谱代表不能走到一起，再导致各续其族谱及辈份各取其字。
而明洪武年间的大槐树移民，特别是同期的早期移民，就没有中华·中原党氏来豫幸运了，历史文献资料均有强制之说。笔者掌握历史文献所限，此不多言。
“占卜移民”与“再移民”的规模
中华·豫东党氏“占卜移民”与“再移民”的规模有多大，根据族谱资料推测可知一二。“占卜移民”或可认定为元朝末期（年之前）。从该年至清·道光二十四年（年）党氏修整家谱约余年，仅在《党李氏族谱》中记载有限资料中，这些移民分布在：河南上蔡县崇礼一户，之后“崇礼一户”分为东、中、西三党村，商水县胡吉乡党庄、项城县党桥；上蔡县党店商水县乾河崖（李姓）；黄家冲（李姓）；陈州黄家集；陈州柳河岗；陈州指挥营；杞县石陵岗；陈留县城；李方口（党姓）；郾城县城内（党姓）；上蔡县凤凰寺（李姓）；汝阳县水屯集南七里党家；上蔡县陈蔡铺（党姓）；济子岗（党姓）；郾城县北三十五里商桥镇西党家湾、李方口（党姓）陈州府指挥营西北党路口；陈州府东北八十里柳河岗一户（党姓）；陈州府黄家集东党楼；陈留县东七里湾（党姓）；杞县西南六十里官庄北石陵岗（党姓）；张湾一户（党姓）；竹园一户（李姓）、化河一户（李性）等村，且“党（李）家村”各居规模。“一户”是指一个祖先，非一个家庭。其中“杞县石陵岗”与鄢陵县版《党氏家谱》提及的“杞县之十里冈”应是一个村，应为党李氏一族。据此可见以党九功为代表的“占卜移民”与“再移民”的规模之宏大。而“占卜移民”，即先期移民，不是数十人，而应是上百人，或为数百人。不然，不能分布如此广泛。《党氏茔中碑记》立碑人将其“始有卜居河南之举”，就不足为“言过其实”了。
豫南党氏“三翁”与豫东党氏始祖党九功关系之揣度
统观鄢陵县版《党氏家谱》，鄢陵县党氏先祖为豫南三翁之一。史上鄢陵县、鄢城县和许昌同属（钧）禹州。鄢城县党氏先祖或为（钧）禹州党氏先祖数兄弟中的另一兄弟。
据《党氏茔中碑记》所载，（钧）禹州党氏先祖与“在乎上蔡”的“四老”党成功为同一辈份。豫东族谱序言类文字中记载，党成功于康熙五十六年（年丁酉）为旧族谱“修残补缺”。名录中，“党九功”是第一人，而且其后裔十数辈毫不紊乱，党成功为党九功之第七代裔孙。“四老”党成功与党九功辈份相差甚远。现有资料，尚不能说“三翁”为党九功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关系，或可认为，“三翁”之先祖、（钧）禹州党氏先祖与党成功应为兄弟（同辈）关系。应当注意，古时，兄弟排行不依同父母所生排行，而依同族群同辈份人群出生时间为序，即老大与老二不一定是同一父母。据此，《党氏茔中碑记》所称“兄弟数人”，已不是小数，应是十数人或数十人，豫南“三翁”应在其中。
从茔中碑形式看，居鄢城党湾村之“二老”（“大老”居禹州，与“二老”应属同一区域）与党成功亦是同辈关系。《党氏茔中碑记》记载“吾（碑文撰稿人党方午）恐其久而或忘也，于是即茔中所有之木稍变易之高其墙垣，以壮观瞻修其碑，记以图久远妥”。“高其墙垣”，即将木板上的字刻到碑上砌入墙中。既然砌入墙中，那么其碑就不是优质青石，而应是“砖”质。
再看党成功墓碑。年“文革”，年农村平坟，年秋种麦期间党成功墓因深耕而塌陷，呈现在笔者（是时十多岁）等人眼前的是一间房大小的砖砌墓，墓南墙有约五尺高的门被砖封住，西墙上有一好似放油灯的小洞。显然，该墓为死者生前所建。死者尸骸首部靠墙立一未入墙的矩形物。经人打捞出土，是“一高二尺余，宽约二尺”的砖碑。其上文字凹陷，点滴红漆可见。因文字凹陷不深，红漆大部脱落，碑文读不成句。此碑没有“高其墙垣”，有可能是墓主死后撰文刻碑放在尸首顶部。
由此可见，《党氏茔中碑记》墓主与党成功为同代士。可确认为“兄弟”关系。抑或“三翁”与“四老”也是“兄弟”关系。
如果通过某种方式能探知现今商水县巴村镇党氏先祖的墓葬形式与党成功墓葬形式一样，那么它就是“在乎”商水的“三老”。并非是始祖党九功之墓。因那时尚不具备为死者生前建墓和立碑的物资条件。
如此说来，豫南“三翁”后裔之字辈谱与豫东党氏字辈谱联系起来，难度应不太大。
中华中原党氏源何？
咸丰贰年（年）壬子冬十月上浣党聚星《族谱引》“党氏出于夏后氏，李氏出于皋陶氏，皆望族也”；《跋文》“然当披贤古今姓苑绪书，知吾姓本属商音，冯翊郡夏后氏之后，支裔世居党项，逐因为氏（党）”。
鄢陵县版《党氏家谱》第14至17页，党保钦《黨党冯翊郡冯翊堂》一文（下称“党保钦文”）称“党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该书第24至27页之党喜兆“无标题文”（下称（党喜兆文）亦曰“吾族党氏夏后之苗裔也（“苗裔”，用词有误。植物学上，未出土为“芽”，出土为“苗”，均为未成型之植物。“夏后之苗裔”应为“夏后之后裔”。不能因两个“后”字相距太近，将“后”改为“苗”字。古文将当朝称“帝”，而前朝称“后”。后一个“后”字指“后裔”）。该书与豫东《党李氏族谱》序言类文字中列举的党氏历史名人基本一致。上述四文，除党聚星《族谱引》不是出于史料列举，其它三文均属史料列举。但完全一致，可确信“党氏出于夏后氏”，即党氏为夏禹之后裔。
党保钦文又称“冯翊堂。出自周朝的党氏家族”。“党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韵府郡玉》记载“夏禹氏之后，唐有党芬，党进”。《广韵》记载“本西羌姓”。其两处内容均属抄录再抄录于前人，且两说相互矛盾，不能同真。前者，史料鲜见，笔者首次知悉。后者，与党氏族谱一致。
西周时期为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西汉时期为公元前年至公元8年。西周时期，夏禹后裔受夏傑之负面影响，抑或尚未决定本族群的姓氏，抑或虽有党姓，但尚不足以载入“史册”和口碑之人口规模。而夏禹后裔全族群姓“党”确立始于西汉时期“冯翊堂”的筑立，与党氏族谱一致，人口规模和夏禹后裔“冯翊堂”神主已足以载入史册和口碑资料。所谓“西周时期党氏”史料不足否认党氏族谱的记载。
相关史料称“汉朝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党氏鼻祖夏禹治水之目的是为了改善祖国腹地“稼穑”区域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环境，而并非主要为了“游牧”区域的牧民的游牧环境。再则，“我始祖原陕西同州府澄城县鸡子凹人也”。“鸡”从野禽到人类饲养，又到以“鸡子”命为地名，不知过了多少年代。饲养鸡子的族群显然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善于“稼穑”的民族。我党氏始祖居于晋地“鸡子凹”，显然是承继了夏禹时期的“稼穑”生产和生活方式。至西汉时，已有“冯翊太守”之官职，之后据官名建立冯翊堂，据堂名设立行政区域——冯翊郡。党氏属于“冯翊堂”夏氏之后。党氏显然不是到汉朝还是“不知稼穑、草木记岁”之羌族支系。
不排除，周朝时期将居于上党之羌族之一支也姓“党”或“黨”了。该羌族支系之“党氏”与夏禹后裔似乎没有关系。
史上，“姓”和“氏”是有区别的。父系社会确立后，男性掌权，有的不随母系之姓，改称为“氏”。“姬”、“姒”均从“女”，显然是母系社会的姓氏。夏禹或有“西羌”血统。夏禹之姓，通说有二：一曰姓“姒”，二曰“本西羌姓”。禹之“夏”前或为“西羌”之“姒”姓，即母系之姓。夏禹立夏朝后改姓为“夏”，而周朝立国未改“姬”姓。说夏禹后裔具有“西羌”血统，也有一定道理。
如果说，中原党氏族群中还含有“游牧”之生活习性，不排除他们的祖先为不知“稼穑”之羌族一支。同样是中华民族之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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